鱼鹰

安文逸四岁时哼了一首谁都没听过的歌，幼儿园老师问他歌名是什么，他告诉老师这是他自己写的。他的母亲从此笃信他具有音乐天赋，四岁时她叫他去学钢琴，六岁时她叫他去学小提琴，十岁时她叫他去考级，他站在一群比自己高一个头的孩子中间，沉默地思索母亲是否搞错了什么。一切的起源是他想要创造音乐，而现在他被逝者的音乐支使得团团转，站在考场外等着老师叫下一个名字。

他就这样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自省，而自省的习惯也始终伴随着他。在无数个失意的夜晚，他盯着天花板，回想四岁时那起误会。也许母亲错了，也许他的才能并不值得大惊小怪，也许“天才”这概念只是一个世俗骗局。用钱和时间堆砌起的天才孩子们，要么技艺精进，被当做天才的典例；要么泯然众人，平庸一辈子，却放不下儿时非池中物的梦。

每个人身上总会有一个瞬间闪现出独属于天才的光辉，哪怕下一秒他又变回了庸人。每个人年轻时都想拯救世界，然后他们渐渐在温水中甘于平凡。等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个普通人的时候，他早就已经死了。

他问自己：你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么一种可能？你平凡地长大，平凡地老去，平凡地死。

你应该学会向理想告别。

“你考本校的研吗？——尝尝，不酸。”

安文逸把视线从谱子上剥下来。他室友刚从琴房回来，招呼大家吃橘子，安文逸伸手接过几瓣。

“谢谢。——不考吧，我看招生网上说北京生源研究生一律走读。”

哄堂大笑。“不愧是锯琴工程系，穷啊，这地方寸土寸金的。”

安文逸也跟着笑了几下。他室友说得没错，这橘子不酸，但也不甜，没什么味道，软绵绵得发木，嚼在嘴里像嚼棉花套子。他慢慢地吃着，很煎熬。

“我为什么问你这事呢，前两天我刚认识一个老学长，得三张多了吧，以前是拉大提的。他跟我这通吹啊，说要是我想考本校他有门路，说那个谁，那个谁，就是他们专业现在最牛逼的那人，以前是他师弟。”室友大马金刀坐在床上侃，“我后来仔细想想也觉得这人不靠谱，而且我打算出国啊，我考本校干嘛。但是多个朋友多条路嘛，我把他电话要过来了，想着小安可能需要。”

大家笑，吐槽他和老学长一个比一个不靠谱。安文逸一边道谢一边存了老学长的手机号，顺便发短信打了个招呼，说明了来意。打字时一种熟悉的茫然淹没了他。我该去哪儿？我喜欢什么？我要做什么工作？我行吗？他似乎一直都在追赶，小学毕业时追赶附中的分数线，附中毕业时追赶央音的分数线。儿时的天才梦早就幻灭，仅仅为了挂在达标的边缘不掉下来，他似乎就已经倾尽全力了。

最疯狂的是央音初试前夕。他每天练琴八小时，十指剧痛，总觉得那四根弦是海的女儿脚下的利刃。现在想想，也许他对小提琴仅存的耐心和热情就是被无休止的苦练磨去的。连续几晚他都做了同样的梦：他的琴架在颈边，琴弦变成了红色；他费解地抬起手指，发现那些红色是他的血。他的手指被割破了，血流出来，被琴弦吸进去。那把琴身上的木纹在流转，血红的琴弦微微颤动——它活了过来。

他从梦中惊醒，凑到灯下仔细地看。手指仍然剧痛，但没有流血。他翻来覆去，终于睡不着，索性起身练琴。他的琴架在颈边，而琴弦变成了红色；他抬起手指，发现那些红色是他的血。

于是他再一次醒了过来。

刚考上央音的那个学期末安文逸去听了作曲系的汇报演出。他没抱什么听懂的希望，事实也确实是这样。很多学生的作品晦涩又尖锐，充满了不安、冲突和躁动。一连串不协和音像粉笔刮黑板一样无差别地刺激听众的耳膜，安文逸忍着牙酸，靠想晚饭吃什么才没捂住耳朵。

“力度。”他旁边的人赞叹道。

疯了可能。安文逸让这想法存活了一秒，随即沮丧地明白是自己毫无现代审美可言。道理他懂，古典只有在现代才被称为古典，在古典时代人们不知道自己是古典，他们认为自己是整个世界，像古希腊人认为地球是世界中心。沉湎于花边一样的巴洛克风格而排斥任何发展，是狭隘的；不经训练就想欣赏评论现代作品，是痴人说梦。

但我又不是学作曲的，懂那么多干什么？安文逸自暴自弃地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，试图在尖锐的音响中补上一觉。一部新作品静静地开始了。安文逸昏昏欲睡，一股冬天的清冽空气包围了他。他看到铁灰色天空下的雪山，看到一只鹰站在山顶。它猝然飞下，张开双翼在结冰的湖上滑翔。湖面倒映着它的影子，像两只同样强健同样迅疾的鹰在搏击、在角力。传统和声的美感无法被代替，冷峻的共鸣为空气染上冷峻的色彩。这首曲子没有不安，没有躁动，不需要棱角，不需要力度。它用一丝不苟的结构和坚实沉毅的旋律，转移了所有对体裁的注意，抹掉了一切斧凿的痕迹，为听众描绘了一个自成体系的世界。安文逸恍惚地随人群鼓掌，他终于得到了追寻十五年的答案：天才不是他，但天才存在。

而创作的欲望从未如此强烈，尽管十五年来他早已忘记是什么让四岁的他哼出那段旋律了。

“张新杰？”老学长点了根烟，警惕地看着安文逸，“提他干什么？”

“想……跟他学点东西。”

“我倒是有他联系方式，但这人很没劲，一板一眼的，我不大喜欢。”老学长看安文逸的眼神很奇特，“怎么，你是想转行作曲？”

安文逸点点头，扶了下眼镜。他有点窘迫，转专业的想法他没对其他任何人说过。他总是这样，要是没有九成把握，绝不轻易说出口。

“啧啧，没想到还会有人主动往火坑里跳啊。”老学长觉得稀奇，“你现在什么程度了？”

安文逸哑口无言。他试着写过一些作品，都很古典（现代他也写不来）。重新再听时，却总觉得似曾相识，像哪一天哪一年练过的古人曲子——那些苦练过的旋律不经他允许就擅自跑到谱纸上去了。他苦笑着说：“鬼打墙的程度。”

老学长发出毫不留情的嘲笑：“搞器乐的甭想随随便便就作曲。平时吃多了名家的饲料，挤出来的顶多是些排泄物。”

安文逸觉得他说得有道理，但措辞可以再稍稍斟酌一下。他维持着笑的表情站了几秒，突然笑容整个垮了下来，没头没脑地问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

“不怎么办。”老学长夹着烟，路灯下嘲弄又温和地看着他，“你就写吧，写一切可以写的。”

当天安文逸搬回一摞和声对位赋格书，在宿舍里没日没夜地看。很快他发现宿舍太吵了——过去他从未这样觉得——于是搬回家住。但家又离学校太远，他疲于奔波，最后听老学长建议，在学校附近找了个出租屋。

很多人觉得他疯了，室友小心翼翼问他最近在忙什么，被他用风马牛不相及的回答给吓住了。“说出来你恐怕不会相信，”安文逸对室友说，“我发现了宝藏。”接着他继续埋首书中，不再说话了。

安文逸在迷失和顿悟中穿梭。他有一点基础，但作曲跟小提琴隔得太远了，往往是今天悟出一些内容，明天又很快打破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不到一年，有一天他在出租屋里随意弹着钢琴，不知怎么想起四岁的那一天。他想起阳光下玻璃窗上的彩色贴纸，想起喜鹊站在树上的叫声，他想一切可描述的事物，唯独不想音乐。他的手指在琴键上游走，不停地换着踏板，有些想法实在太难弹，他就哼唱。身边的手机静静地记录下每一个音符，最后被安文逸颤抖的手指按停：他的第一部小品就这样完成了。

安文逸记了谱，草草修改，传给了老学长。老学长只给他回复了一个叼着烟的沧桑表情。安文逸啼笑皆非，他很快把这事忘掉，专心准备期末考试。在最后一门考试前一天下午，他接到了一个陌生的来电。

“安同学？我看了你的曲子，”电话那头的语气冷静得一丝不苟，“很好。”

尽管那个人又说了句“但是”，并关于他作品的不足之处详述了五百字，但安文逸全没放在心上。他忍着惊叫，忍着笑，忍着眼泪，尽量同样冷静地说：“谢谢。”

大一结束后安文逸成功转到了作曲系，经他事后分析，不是因为他有多强，而是因为想转作曲系的人实在太少了。老学长调侃，作曲系的老师肯定是抱着“能坑一个是一个”的心态接收他的。

考试结束后安文逸去找小提琴专业的老师拿成绩证明，顺便把自己寝室的东西收拾好，搬到新宿舍里。他抱着一摞总谱经过办公室时，被一个学生撞了。那学生看起来颓丧又茫然，冒冒失失地道了歉，蹲下帮他捡谱子。安文逸像是看到了一年前的自己，看到了很久以前的很多个自己。他弯下腰捡起那些散落的音符，尽量温和地让他放轻松，告诉他这一切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困难。

他仍然是那个不自信的孩子，在黑夜辗转反侧，掂量自己的斤两，怀疑自己能不能做得到。他仍然是那个四岁的孩子，因窗外的鸟和花朵而歌唱，因一切可歌唱的歌唱。他仍然不是天才，仍将成为庸人，平凡地长大，平凡地老去，平凡地死。

但他永不向理想告别。